随着火药武器的不断发展，骑兵在战场上的作用逐渐减弱，尤其是在近现代战争中。在炮火的持续覆盖和机枪的扫射下汇丰配资，骑兵几乎成了靶场上的活靶子，难以为继。即便是如今，一些部队仍保留骑兵师的番号，实际上这些单位早已实现了摩托化，甚至有些直接转型为重装合成旅。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一个集团军出征，也再找不着一匹战马的身影。
回望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尽管骑兵的作用已大不如前，但在某些战场上，它们依然能发挥一定的作用。那时，尤其是日军的火力远远不如美军和苏军，其装备常被戏称为“野鸡脖子”和“歪把子”，射速低，威力也相对较弱。在面对苏军和美军的重型坦克时，日军的武器几乎不堪一击，骑兵在这些战场上更多是用来进行治安维护和对付民众的手段。三八大盖和中证式的单发手动步枪，虽然对付骑兵效果有限，但在解放战争的后期，解放军的火力日益强大，蒋军的骑兵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比如，西北的马家骑兵，在机枪扫射下，几乎瞬间就成了锅里煮的马肉。
蒋军华北“剿总”骑兵第五旅的卫景林少将曾专门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重围中溃散的骑兵旅》，并被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学习委员会作为三大战役中的典型战例之一。这篇文章深刻揭示了在猛烈火力面前，骑兵的无奈与脆弱，甚至连骑兵旅长也只能在混乱中逃命——尽管骑兵冲锋显得毫无作用，逃命的速度却反而快得令人咋舌。
展开剩余75%根据卫景林的回忆，1948年12月，傅作义调动了自己部队的一半兵力，约五万多军人，包括第一〇五军和第一〇四军的部分部队，以及两支整编骑兵旅和一个暂编骑兵团，集中在张家口，试图抵挡解放军的平津攻势。值得一提的是，这支五万兵力中，骑兵占有相当的比重，其中就有卫景林指挥的骑兵第五旅。然而，围困中的战况却非常惨烈，卫景林回忆：“从12月23日开始尝试突围，到了24日，全军便几乎全数被歼灭。”
骑兵的速度本应是他们的优势，但在现代战争中的迅速消灭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解放军的火力过于强大，而骑兵的局限性太明显：无论是骑兵还是战马，一旦遭遇敌方的火力，连带倒下的可能性极大，甚至有骑兵被战马拖翻或压死。
时任华北“剿总”副司令的孙兰峰回忆到：“从12月23日开始，风雪骤起，寒气逼人。下午三时许，我命令炮兵集结火力猛轰，同时指挥骑兵发起冲锋，结果均被解放军猛烈的机枪和炮火挡回。突围的步骑兵分队接连被消灭汇丰配资，伤亡惨重。最终，张家口的突围部队中，除少数骑兵成功逃脱，其余大部分都被歼灭或俘虏。”
副军长杨维垣则指出：“尽管五万人的兵力中，只有少数骑兵成功突围，绝大部分的部队都在猛烈火力下损失殆尽。”从中可以看出，在现代化火力面前，骑兵失去了原本的优势，冲锋成了自杀式的尝试，而唯一的“优势”便是那迅速逃脱的速度。
卫景林作为骑兵指挥官，深知战斗的残酷与无奈。尽管他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和谨慎的作风，屡屡避免了被围歼的命运，但这次在张家口的战斗中，他依然没能逃脱命运的安排。他曾因谨慎调动部队，多次避免了被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杨成武围困的局面。卫景林回忆称，1948年11月底，骑兵第五旅进入张家口后，他随即接到孙兰峰的指示，要他在张家口担任防守任务，配合步兵作战。尽管看似“升官”了，但事实上，骑兵守城本身就是一种荒唐的安排：要想骑兵突破解放军重火力的防线，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随着解放军部队的逐渐逼近，战况也变得愈发严峻。由于冬季的严寒，草料匮乏，战马的食物成了大问题，骑兵的活动空间逐渐压缩，补给线愈发困难。卫景林甚至不得不亲自带领部队试图夺回解放军占领的榆林乡机场，但最终未能成功，且损失惨重。
12月22日，卫景林接到突围的命令，带领整编骑兵第五旅及第十一旅的部分队伍，试图通过一场突围逃出张家口。虽然骑兵的快速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突破了敌军的火力网，但突围并不如预期顺利。由于地形复杂、迷路等原因，卫景林和他的一部分部队迷失了方向，甚至直到24日中午才得以离开山脉，而此时他带领的队伍已所剩无几，伤亡惨重。
当他们试图突破解放军包围圈时，卫景林听到他的一位参谋长李兴久的消息：“部队已经全数缴械投降。”最终，仅剩二百多骑兵的卫景林在万般无奈中决定带着副官和少数部队逃脱。“你们看着办吧！我不能当俘虏”，这成了卫景林在绝境中的最后一句话。
战马，成了卫景林等人的最后依赖，甚至连当时担任保安团长的张兴成也证实，战马成了逃命的唯一工具。张兴成在回忆中提到：“我根本顾不上拿行李，甚至连马也没来得及骑，和警卫员沿着山地交通壕逃命。”不过，在逃亡的过程中，他很快发现失去了马匹，自己便无法继续逃脱，最终不得不放下武器，选择投降。
尽管卫景林在战场上逃脱过几次包围，最后还是无力改变整个战局。最终，他带着幸存的部队逃到张家口汇丰配资，乘火车返回北平，参与了起义。骑兵的辉煌时代，已悄然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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