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 年）的开封府衙通盈证券，一声惊堂木响彻大堂。堂下跪着的是当朝权贵张尧佐的侄子，他仗着叔父是贵妃兄长，在京中横行霸道，强抢民女。主审官身着绯色官袍，面色黝黑如墨，双目却亮如寒星，正是刚调任开封府尹的包拯。他掷地有声地宣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这一幕，成为后世无数戏曲小说中 “包青天” 形象的经典原型。
庐州少年的青云志
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 年），包拯出生于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包令仪曾官至虞部员外郎，却始终保持着耕读传家的本色。少年包拯在父亲的教导下饱读诗书，尤其痴迷《春秋》中的礼法大义。史书载其 “少笃学，有大志”，乡邻们常见这个黑瘦少年在自家菜园边诵读经书，遇到疑难处便蹙眉苦思，直到夕阳沉入巢湖水面仍不肯罢休。
天圣五年（1027 年），二十八岁的包拯考中进士，被授予大理评事，出任建昌县知县。但此时父母年迈多病，他毅然上书请辞，回乡侍亲十年。直到双亲相继离世，他在墓旁结庐守孝期满，才在景祐四年（1037 年）赴天长县（今安徽天长）就任。这段 “十年养亲，不求仕进” 的经历，塑造了他重孝守礼的品格，也让他得以深入体察民间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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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长县任上，包拯处理的第一桩奇案便显露出非凡的断案才能。有农人报案称耕牛被人割去舌头，包拯让其回家宰牛卖肉。当时私宰耕牛属违法，果然有人前来告发，包拯当即喝问：“你割了人家牛舌，为何还来诬告？” 诬告者惊骇认罪。这种 “引蛇出洞” 的智慧，既维护了律法尊严，又巧妙地破解了无头案。
庆历元年（1041 年），包拯调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当地盛产端砚，历任官员都以贡品为名大肆搜刮，有的甚至超额数十倍。包拯到任后立下规矩：只按贡品数量征收，自己一块不取。离任时，船民特意在舱底藏了一块端砚，想让他带走作纪念，包拯发现后立即投入江中，这便是 “不持一砚归” 的典故。如今通盈证券肇庆的 “包公掷砚处”，成为清廉自守的象征。
朝堂之上的逆耳忠言
皇祐二年（1050 年），包拯升任天章阁待制，进入中央决策层。此时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一年内连获宣徽使等四项要职，朝臣敢怒不敢言。包拯连续三次上书弹劾，在朝堂上与仁宗激烈争辩，甚至唾沫星子溅到皇帝脸上。最终仁宗不得不罢免张尧佐的两项职务，史称 “包拯唾面”。
嘉祐元年（1056 年），包拯担任开封府尹。按照旧制，百姓告状需先通过门牌司层层转达，常常被刁难勒索。包拯上任后当即打开府衙正门，让百姓直接到堂前击鼓鸣冤，“开正门受讼” 的创举让开封府的风气为之一变。他还废除了 “凡诉讼不得径至庭下” 的规定，让平民百姓也能直面长官陈述案情，时人赞道：“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流芳百世的精神丰碑
嘉祐七年（1062 年）五月，包拯在枢密副使任上突发重病，仁宗亲自派太医诊治，仍无力回天。临终前，他留下遗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这则刻在石碑上的家训，至今仍存于合肥包公祠。
包拯去世后，仁宗亲临吊唁，辍朝一日，追赠礼部尚书，谥号 “孝肃”。百姓们自发罢市巷哭，画像被争相供奉。从元代的《陈州粜米》到清代的《三侠五义》，民间不断演绎着他的故事，黑脸包公逐渐成为正义的化身。但历史上的包拯，并非传说中能审阴阳的 “阎罗王”，而是一位用毕生践行 “清、慎、勤” 官箴的实干家。
如今，合肥包公祠的香火依然旺盛，开封府的鸣冤鼓仿佛仍在回响。这位一千年前的清官，用自己的操守与担当，为后世树立了永恒的精神坐标。正如包拯在《书端州郡斋壁》中所写：“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这十字箴言，既是他一生的写照，更是中华民族永不褪色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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